梧桐树下丨鸿鹄展翅，始于起飞——回望茅盾儿童少年时

杰出人物的诞生可遇而不可求，杰出人物成长的内因外因也难以复制照搬，但他的人历程与辉煌成就，足以成为我们见贤思齐的精神标杆，成为再度孕育英才的阳光雨露。在纪念茅盾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之际，回望先生儿童少年时期的成长历程，是一个颇有意义的话题。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茅盾原名沈德鸿，初字雁宾，后改雁冰。“德”为沈家取名的辈份排行；名中之“鸿”与字中之“雁”同指一物，寓意显而易见。“鸿雁”形象，是长辈寄予茅盾的殷切期望；“鸿鹄之志”，是茅盾一生自励的精神动力。

△作者：沈如芳

1916年夏，茅盾于北大预科毕业，8月初他带着表叔卢学溥的介绍信件，从乌镇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有一个细节，茅盾在晚年写入了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

（总经理办公室门外）管登记的人说：“先登记。什么姓名？”我答：“沈德鸿。”那人又问：“三点水沈，是么？什么，得？”我答：“是道德的德。”又问：“三点水共字的洪罢？”答曰：“不是。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鸿。”那人睁大了眼睛……此时忽然有人说：“是江鸟鸿。”……登记人皱着眉头说：“江鸟鸿 ，人人都懂，你偏不说！”

管登记的人员，着实让人啼笑皆非，而茅盾这样介绍自己的名字，可以说是潜意识中流露出所持的志向抱负：鸿鹄展翅，他要高飞，他要远行，要到更加广阔的天地间实现自己的志向抱负。

故乡乌镇养育了茅盾，外面的阳光和风雨更是造就了茅盾。

在文学历程上，他是中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是“左翼”文坛的健将，是“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是小说创作的巨匠、散文和文学评论的大家，是文学刊物编辑、外国优秀文学译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等领域的佼佼者。

在革命生涯中，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为党的事业而倾力工作，为人民解放和新中国诞生而奔波奋斗；作为共和国的首任文化部部长、作家协会主席，他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学新人的培育而殚精竭虑；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是享有崇高声誉的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

在为人品德上，他忠诚如一、光明磊落、睿智严谨、谦逊大度，拥有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其人格魅力和精神风范，足可成师表。

茅盾以一生的革命实践和文学创作，为我们树立了可贵的楷模，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精神财富，以不倦的追求和奋斗，实现了他的鸿鹄之志。

父母教诲与托举

常言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茅盾的成材首先得益于良好的家教。

父亲沈永锡，常鼓励儿子“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平时还允许儿子杂览小说之类的“闲书”，认为“看看闲书也可把文理看通”。在具体学习内容上，他选中了一些新式教材要茅盾学习，估计茅盾的祖父不肯教新东西，就干脆不让儿子进“家塾”，而要茅盾母亲在自己卧室里教儿子。这些新教材是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识》，以及《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因无浅近文言的历史读本，他就要茅盾母亲依据《史鉴节要》试编一本，边编边教。父亲的进步思想和教育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幼年茅盾的人生取向。

△作者：郑姜熠

父亲离世时，茅盾才十岁，但父亲在他幼小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晚年，他特地把父亲的像挂在自己书房兼卧室的墙上，朝夕相见，寄托缅怀。

如果说父亲是童年茅盾人生和理想的规划者，那么母亲则是他人生路上的引领者和实践者。茅盾曾充满感激地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母亲陈爱珠，有良好的教养，性格坚强而有远见。从小读过“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列女传》《幼学琼林》《楚辞集注》等书，而且能解释。婚后受丈夫的影响，对维新运动也深感兴趣，经常阅读时新报刊，议论国家大事，并补习了不少新知识。她很重视茅盾的学前教育，由丈夫精选或自编教材，她自己每天讲授，让茅盾在小学前就打好了学习基础。此时沈家的经济状况已经衰落，在丈夫去世后，陈爱珠就担负起支撑家庭的重任，她把手头有限的财产几乎全部用来供两个儿子受教育。顶着世俗的偏见和来自大家庭各方面的压力，毅然支持儿子外出求学，直至进大学深造。她更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为孩子做出了人生的榜样，塑造了童年茅盾良好的人格禀性。

1970年，在母亲逝世三十周年之际，茅盾怀念自己的母亲，特赋《七律》一首：

乡党群称女丈夫，含辛茹苦抚双雏。

力排众议遵遗嘱，敢犯家规走险途。

午夜短檠忧国是，秋风落叶哭黄垆。

平生意气多自许，不教儿曹作陋儒。

抒写了对母亲的敬佩之心和怀念之情，也反映了他自己写诗时的心境。

恩师栽培 小子可造

“三岁看七岁，七岁定终身”，是乌镇的一句俗话，意谓从一个孩童三至七岁间所显现的某些“端倪”，可以预见其能否终成大器，这似乎有点“唯心”，却往往屡试不爽。而显示茅盾少年时即已崭露头角的，是两册历经曲折却得以幸存的作文本。

△作者：郑姜熠

1907年春，茅盾11岁，已在立志书院沿续而来的“立志小学”读书三年，打下了较好基础，接着进乌青镇高等小学（后改名植材小学）念书。在学校他写了不少作文，并把作文本珍藏了下来，一直存放于家乡老屋，后来历经辗转而由县博物馆意外发现并收藏。

这是用淡黄色毛边纸线装而成、大小相同的两册本子，长24.5厘米，宽14.7厘米。封面上有小主人自己钩描上去的两个空心大字：“文课”；扉页等多处盖有作者姓、名、字号的朱红印章。两册共有文章37篇，按类分为：史论17篇、时论7篇、修身论4篇、策论2篇、散文1篇以及经义训释6篇，全部约一万六千多字。

翻开茅盾的作文本，第一印象：毛笔字写得真好！

小楷书写，秀劲工整，出自十二三岁少年的笔端，有些稚气，却有超越年龄的沉稳。幼年时，茅盾就在祖父沈恩培指导下临帖练字，打下扎实的童子功，日后茅盾的行书就清秀隽逸，颇具神韵。所有文稿的卷面十分整洁，书写一笔一划，毫不含糊，没有一般小孩易犯“越写越潦草”的通病，少年茅盾可贵的学习态度可见一斑。

作文的题材大多是史论，如《文不爱钱武不惜死论》、《秦始皇汉高祖隋文帝论》、《吴蜀论》、《汉武帝杀钩弋夫人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论》。也有一部分涉及社会、时事等内容，如《学堂卫生策》、《青镇茶室因捐罢市平议》等。可以看出当时乌青镇高等小学的古典文史教学水平相当高，而且教师还能结合教材命题作文，着意提高学生的认知思辨能力。从一些社会题材的作文题，可以体会到教师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学以致用的良苦用心。

从一篇篇流畅通达、析理善辩，甚至有点“老气横秋”的文字中，我们感受到了少年茅盾的志向抱负、思辨能力、文字功底以及关注社会苍生的赤子之心。而从为数不多的几篇叙事、抒情之作如《选举投票放假纪念》《悲秋》中，我们分明看到了少年茅盾初露端倪的文学天赋。

赞叹茅盾作文的同时，我们不禁被国文老师十分精彩的批语所深深吸引。这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先生对学生的点拨引导，是一位慧眼识才的长者对后生的赞赏鼓励。除了给各篇之中的佳句妙语画圈加点以示赞许，老师在每篇文章的页眉或末尾，写上了精辟的评语——

例如，《武侯治蜀王猛治秦论》之末，老师批语：“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确是史论正格。”

《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论》之末，老师点评说：“有精练语，有深沉语，必如此乃可讲谈史事！”

而《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论》的结尾处，老师写了这样的批语：“好笔力，好见地，读史有眼，立论有识，小子可造，其竭力用功，勉成大器。”

在《秦始皇汉高祖隋文帝论》之后评道：“目光如炬，笔锐似剑，洋洋千言，宛若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国文至此，亦可告无罪矣。”

在《学部定章学生毕业以学期为限论》之后评道：“生于同班年最幼，而学能深造，前程远大，未可限量！急思升学，冀着祖鞭，实属有志。”

老师的点评颇多肯定、共鸣和褒奖之语，意在激励学生不断精进，同时又不乏中肯的点拨、坦诚的提示。如“著此一笔反落小格局，不如删去。”（《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论》）；“摹写世情颇能入理，然长篇文字断难一气相贯，宜修洁为妙。”（《苏季子不礼于其嫂论》）；“人物合论不可竟重一面，使旗鼓不能相当。作者论贾生甚详，论留侯则略，未免犹有此弊。”（《张良贾谊合论》）；“简则简矣，而警策语尚少。”（《富弼使契丹论》）真羡慕，少年茅盾遇上了这么一位好老师！可惜这位老师没有在作文评语中留下大名。

从“立志小学”读书三年多，到“植材小学”再读三年，茅盾获益良多并终身铭记的恩师有两位。

一位是就读立志小学时的国文老师沈听蕉。他每星期布置一次作文，以史论为主。出了题目照例要讲解几句，暗示学生如何立论，怎样从古事论到时事。既练习作文基本功，又引导学生留心国家大事，“颇有政治思想”。勤思加上苦练，茅盾的作文大有长进，在学校出了名，“月考和期末考试都能带点奖品回家”。

另一位是植材小学的张济川（之岑）老师，曾留学日本，见多识广。这位文理兼通的老师发现了少年茅盾的写作天赋，鼓励茅盾好好用功，将来在文学上必有成就。现在所见的两册作文为茅盾于1909年在植材小学所写，作文稿上的批语出自同一人手笔。以此推论，评点指导并鼓励茅盾作文的人，很可能是张济川老师。这位留下了珍贵墨迹却未署大名的先生，是茅盾成长道路上最早遇到的“伯乐”。他的学识、眼力、人品和敬业精神，尤其令我们敬重并且深思！

古镇人文环境的熏陶

一方水土育一方人。若往深处说，茅盾的成长还得益于故乡乌镇深厚的文化底蕴。悠久厚重的镇史、前辈精英的事迹、崇文重教的氛围，熏陶了茅盾。从梁代昭明太子随师来乌镇读书，到清代先贤张履祥成为大儒从祠孔庙，到乡贤严辰兴学重教创办立志书院，无不倡导读书须先立志、有志方有所成。见贤思齐，从小立志，给了茅盾成长的精神动力。

茅盾家东侧隔壁的立志书院（后更名为立志小学）宗旨远大、底蕴厚重，与之为邻，相伴琅琅书声，承泽郁郁书香，童年茅盾得天独厚。1904年，8岁的茅盾始读于此，是立志小学首批学生中年龄最小者。他自幼立志，刻苦勤学，打下了扎实基础，成为立志书院文运惠泽之最出色者。

继而就是人文情怀和审美能力的养成，包括对生活的观察，对人生的感悟，对美好事物的感知和追求，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和悲悯，对民俗风情的体验和把握……这些都离不开童年时代在故乡获得的种种见闻体验。

茅盾回忆儿时，立志小学的沈听蕉老师常带着学生走出课堂，他一边讲解古镇历史掌故，一边指导学生欣赏镇上的名胜古迹。除了“唐代银杏”和“昭明太子读书处”以及《镇志》相传的“乌青八景”，沈先生还带学生们去游览镇上的名胜“东宝塔”即寿圣塔。他和学生一起逐级登塔，依次欣赏每层的匾额题字：一方雄镇、二水遥分、三极垂光、四大皆空、五妙境界、六朝遗胜、七级浮屠。登上最高一层，则鸟瞰乌镇，河分桥连，远眺天际，吴山点点……真是心旷神怡。

△作者：宓炜君

童年时光，吸引茅盾的“人文事象”真不少，比如清明时节的香市。

那是春暖花开时节，作为蚕桑之乡，趁着蚕忙还未开始，周边四乡的农民便纷纷汇聚镇上，到寺庙去烧香祈福，以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有个好蚕汛、好收成。同时逛逛集市，采购些生产和生活用品，更要借佛游春，饱饱眼福和口福，好好玩耍娱乐一番。而镇上的居民们也不甘闲着，借此机会当然要凑个热闹，毕竟小镇的日常生活是单调的。于是，就有了一年一度的香市。香市，源于“香”（烧香敬神），至于“市”（集市商贸），再至于“休闲娱乐”，可谓农耕生活忙闲张弛的转换节点、商贸交易的旺季平台，更是百姓文化生活的“嘉年华”，茅盾将之形容为“农村的狂欢节”。

一年一度的春日狂欢，最兴奋的恐怕还是孩子们。跑马戏、髦儿戏、木偶戏、皮影戏、拉洋片（西洋镜）、大力士、变戏法、杂耍、猢狲出把戏、动物展示……还有河港里的竞渡者，划起了“达拔船”（又称“大白船”）；更有吃的，丝粉肉面筋、烧香热烧饼、虾籽豆腐花、五香豆腐干、花样麦芽糖、百草梨膏糖、椒盐姑嫂饼……各式各样泥制的、纸作的、金属制成的玩具……真是无法抵挡的诱惑！那几天里，“锣鼓响，脚底痒”，小孩们（包括童年茅盾）定是心神激奋，每日都要到香市里转上几圈吧？

除了饶有兴趣地参与祖母在家里张罗的养蚕活动，茅盾还常听到乡下亲戚们叙说的种种农家话题，包括他们的喜悦和忧愁。也常走出镇区街市来到郊外，那绿荫无际的桑地，那连片成方的圩田，那抗旱排涝的水车，那塘河中突突行进的小火轮，那河浜里伊呀而过的农家小舟……当然一定还有农家男女老少辛苦劳作的场面，茅盾所见的是真实而贴近的水乡农村画卷。

作为沈家泰兴昌纸店的“少东家”，茅盾自然会见识一些做买卖的生意经以及相关的商业习俗，比如乌镇商家每逢新年必行的“办五路酒”风俗。那是春节初四，商家都在当晚接请五路财神，初五开市以图吉利。初四下午三点“接五路”仪式就开始启动，直到晚上九十点钟结束。供桌上摆放水果、糕点、猪头、全鸡、全鱼等。主人须带上香烛分别到东、西、南、北、中五个方向的财神堂去接请，每接来一路财神就在门前燃放一串“百响”（鞭炮）。全部接完之后，主人和伙计依次向财神礼拜，再将供桌上的马幛焚化，表示恭送财神。接罢财神，店家烧一桌五路酒犒劳店员。茅盾后来创作的小说《林家铺子》就描写了“五路酒”的情景。

至于茶馆场景，民国《乌青镇志》记载：“茶馆为商人聚集之场，关系市面甚钜……凡四栅各业欲灵市面，均集于此。”镇上最有名的茶馆是访卢阁，因位于市中心又临河环水，最是品茗休憩、聚集议事的好去处，茅盾常随祖父光顾而印象颇深。他的小学作文中就有《青镇茶室因捐罢市平议》一文，直接关注和议论了当时镇上茶馆的经营状况，后来创作的小说和散文中也多有涉及。

茅盾祖父常为东邻的锦兴斋纸扎店写字，童年茅盾就常随祖父去店里看老板和伙计做纸扎品。他在后来所写的散文《冥屋》里有详细描写。这“锦兴斋”纸扎店其实是给了儿时的茅盾民间工艺的熏陶。

“伯乐”识才又引路

人生起跑线上曾给茅盾以深远影响的，还有一位家乡故人——卢学溥，他是茅盾的表叔，更是茅盾的伯乐和引路人。

在乌镇，卢家是有名的望族，从茅盾的曾祖辈起，沈卢两家即为世交，后来又成了姻亲。1902年，26岁的卢学溥乡试中举，次年赴京会考却名落孙山。此时，其祖父卢景昌（卢小菊）任山长的旧式“立志书院”，为了顺应时代而改名“立志小学”，年迈的祖父便把校长的职务卸给了孙子卢学溥。卢学溥年少气盛，锐意改革，聘请有真才实学、思想激进者任教，改革后的书院显得生机勃勃，而当时7岁的茅盾，便是立志小学的首批学生。

△作者：李荣华

茅盾10岁那年，父亲不幸病逝，年仅34岁。其时，祖父母都在，家中由祖母主事，全家十余口人，全靠一爿泰兴昌纸店维持生计，经济状况很拮据，加上大家庭人多口繁，茅盾母亲供两个儿子读书，压力很大。按一般小市民的眼光，最现成的路子就是让孩子去自家纸店干活挣钱，而且茅盾的三位叔叔已有例在先，两个辍学进了纸店，一个辍学跟了中医。按卢学溥的说法，“这是袍料改成马褂了。”为了呼吁沈家上下都支持茅盾继续读书，免得埋没这位前程未可限量的侄辈少年，表叔卢学溥特地拿着茅盾写得不错的一篇考试作文，登门报喜，在茅盾祖母及家人面前极力称赞茅盾的聪慧和才能。在人生的岔路口，卢学溥向茅盾伸出了有力的援手。

1908年，卢学溥（32岁）离开乌镇，在南京、北京等地从业于财政金融界。民国建立后，担任北洋政府财政部公债司司长、财政部次长；北伐胜利后，曾任中央造币厂厂长、中国银行监事会主席等职。

1910年，完成小学学业的茅盾（14岁）也走出乌镇，考取了湖州的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此后又就读于嘉兴的浙江省立第二中学、杭州私立安定中学，直至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这一路上，茅盾又遇到不少好老师，此是后话。

叔侄俩各奔前程，但并未因此而疏离，卢学溥始终关心并引领着茅盾。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茅盾是卢公馆的常客，三年的寒暑假都未回乌镇，生活上得到表叔的照顾，学业上也得到有益的指导。如卢学溥曾建议茅盾：《二十四史》是中国的百科全书，要有计划地攻读。并将自己的《二十四史》借给茅盾阅读，还经常为之辅导和释疑。

1916年，茅盾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考虑到家庭的负担，决定找工作就业。根据茅盾的潜质才能，卢学溥向商务印书馆作了推荐。在上海面见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后，茅盾被安排进该馆的编译所工作。从此，茅盾进入了施展才华的新天地，迈开了他辉煌的文学道路。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上苍的恩赐、命运的眷顾：父母的养育教导、老师的栽培、古镇人文环境的熏陶、亲友的提携……种种有利因素。然而，再好的外因也须内因的响应才起作用。少年茅盾天资聪颖、志向远大而十分勤奋刻苦，是个懂事又争气的孩子，他付出了自己的艰辛努力，壮苗遇上了好园丁，千里马遇上了伯乐，他赢得了“起飞”！

编辑：叶银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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