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村如何更“兴农”？

十月中旬，晚秋蚕进入吐丝结茧的关键时节。桐乡市凤鸣街道新农村村，不少农家的厢房里格外忙碌。蚕宝宝胖乎乎的，身子透亮发白，争先恐后爬上蔟具，吐出银丝。等到摘茧收茧，这批晚秋蚕便走完一个轮回——这也是全年最后一个蚕季。
　　作为远近闻名的传统农业村，种桑养蚕曾是新农村村安身立命的营生。一代代村民靠养蚕缫丝增收致富，培育出的小桑苗更是闯出了名头，销往广西、云南等地，甚至漂洋过海，远销异国他乡。
　　让新农村村声名远播的，不止蚕桑，还有响当当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产业。从家门口摆摊起步，村民们一步步走向全国，把服务区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然而世事流转，随着种桑养蚕的村民日渐老去，年轻一代纷纷走出桑田、远赴异乡，越来越多家庭呈现出“游子奔赴山海，老人固守家园”的图景。新农村村正面临一道现实考题：传统蚕桑产业如何赓续传承？“人在外、根在家” 的村庄，又该怎样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带着一连串疑问，百村行采访组走进新农村村，探寻桑田与远方交织之下，乡村振兴的答案。

58岁的王国仁，如今竟算得上新农村村养蚕人里，相对年轻的一辈。
　　年少时，他跟在父母身后，在生产队的桑园里采桑、喂叶、除沙。日子久了，这份活计便“长在”了手上，成了肌肉记忆。
　　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开，桑园也承包到户。养蚕的劲头一下子被点燃了，家家户户都把蚕事当成了头等大事。
　　可劲头归劲头，苦也是实打实的苦。
　　一年养四季蚕，春、夏、中秋、晚秋，一季接一季，每季一个多月。天不亮就得起床，刮风下雨都要往桑地里跑。雨天采回的桑叶沾着潮气，不能直接喂，只能一筐筐摊在竹匾上翻晾。夜里也睡不踏实，一个晚上要起来好几回，摸黑看桑叶吃完了没有。

养蚕的讲究，远不止采桑喂叶这一桩。蚕宝宝娇贵，温度、湿度差一点都不行。过去的蚕室靠明火保温——两个大桶里烧着木屑或老桑条，上面盖一层木灰，闷着烧，不出明火，只出热气。王国仁说，这活看着简单，其实最熬人。半夜要起来两三趟，扒开木灰看火还旺不旺，不旺了得添料，太旺了要压灰。“温度高了，蚕要热死；温度低了，蚕要冻死。一旦不到位，发了病，整批蚕说没就没了。”
　　辛苦是辛苦，但那时的蚕宝宝确确实实是农家最金贵的“钱袋子”。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蚕桑是桐乡农业的支柱产业，蚕茧收入是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王国仁家光靠养蚕，一年就能有2万多元进账，占了家庭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家庭收入的另一项，来自培育嫁接小桑苗。史载，早在明万历年间，桐乡植桑育蚕之利已达种稻的4至5倍。“改稻为桑”的故事，不仅写进了小说《大明王朝1566》，更曾在桐乡民间真实上演，一度出现“桑争稻田”的局面。时任桐乡知县胡舜允在方志中记载，桑地收益可达普通粮田的4倍，大量农户趋利拓桑，地方官府不得不考量粮食安全，平衡桑田与粮田的分配。

王国仁专门留出一亩多地培育小桑苗，初春嫁接，年底起苗。行情好的时候，一株能卖8毛钱，一亩地有1万多元进账。“以前都是蹲在地里嫁接，弯着腰，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后来有人摸索出办法，在家里嫁接好再种到地里，效率高多了，人也轻松多了。”
　　一边养蚕收茧，一边繁育桑苗外销，一田两收。桑树上扒下的两份生计，撑起了一户户农家的日子。
　　现任新农村村党委书记陆周锋，就出生在那个蚕桑兴盛的年代。他对蚕桑的记忆，从“户户养蚕”开始。彼时的村里，桑田连片成荫，家家户户的屋内整齐摆满养蚕竹匾，田间地头到处是采桑修枝、嫁接桑苗的人。对那时的新农村村而言，蚕桑不只是一季农活，更是岁岁年年的生活常态，是村庄最鲜活、最温暖的烟火底色。
　　“八九十年代是养蚕最红火的时候，几乎家家户户养蚕，每户一季要养三四张蚕种，全村算下来，少说也有300多张。”陆周锋回忆道。当年种桑养蚕是村里的核心收入来源，靠着一匾匾蚕茧、一捆捆桑苗，村民们勤恳劳作，一年到头的日子也算安稳。

2006年，国家启动“东桑西移”工程，引导茧丝绸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新农村村凭借数十年积淀的嫁接育苗绝活、优质桑苗品种和成熟种养经验，顺势站上产业风口。村里培育的良种桑苗，一车车跨越千里，扎根广西、云南等西部新蚕区。
　　这场产业迁徙，不是本地桑蚕文脉的退场，而是传统优势的全新转型。西部新蚕区虽大规模扩种桑树，却普遍缺乏成熟的嫁接育苗技术，新农村村恰好补齐了这一短板——从本土连片养蚕的生产基地，转型为全国桑蚕产业的种苗输出地。
　　产业阵地向外迁移，但村庄的蚕桑价值还在延续。村民依旧靠着桑苗嫁接技艺稳收增收，守住了代代相传的“桑”字基业。

在新农村村的土地上，除了代代相传的种桑养蚕外，杭白菊也曾是农户田里重要的一茬收成。只是谁也不曾料到，平平常常的菊花小生意，竟成了村里人向外闯荡的起点。

320国道是连通华东与西南边陲的交通大动脉，上世纪80年代，这条大动脉刚好穿村而过。嗅到商机的村民，纷纷把自家种的杭白菊拿到路边叫卖，有的直接租下国道边的商铺，做起菊花生意。大巴车从国道上来来往往，司机和乘客下车歇脚，喝口菊花茶，顺手带几罐走。靠着路边这一方小小摊位，不少村民有了不错的收入。
　　但没过多久，好日子便被时代的浪潮打断。1998年，沪杭高速建成通车，桐乡迎来属于自己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很多大车改走高速，国道边的生意一下子差了很多。有一天，一位过路的大货车司机在闲聊时说道：“高速公路开通了，我们以后就不走国道了。”
　　高速公路是什么？那时候没人说得清楚。只听说那是一条封闭的路，车在上面跑得飞快，中途不停。国道边的摊子靠的就是车停下来，以后车不停了，生意从哪儿来？大家心里一下子没了底。
　　不过，也正是这位司机的一番闲谈，点醒了梦中人：为何不把菊花生意搬到高速公路服务区去？
　　吴荣千、李梅冬、邵坤元、沈建霖是新农村村第一批在高速公路“吃螃蟹”的人。四个人原先一起在国道边卖菊花，彼此知根知底，遇事也敢抱团闯。
　　说干就干，大家开始四处打听寻找服务区，但桐乡境内一个都没有。
　　于是，沈建霖和吴荣千便开着摩托车去了上海的枫泾服务区。沈建霖回忆道，当时的服务区很简单，里面就一个加油站、几间房子和一个厕所。他们俩走进服务区打听情况后，立刻找到业主方负责人，以每个门面年租金7000元的价格，租下了仅剩的3间门面。回来后，四个人一合计，决定一块干，到枫泾服务区去卖菊花。
　　1999年清明节，他们在枫泾服务区的店铺正式开业，当天就卖了2000多元。开业当月，就把一年的租金赚了回来。
　　这不仅仅是新农村村人挺进高速服务区的第一站，更是桐乡本土经营者进军全国高速服务区行业的起点。
　　那些年，新农村村和周边村子的村民一批接一批走出去，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哪里有新建的高速公路，哪里就有桐乡人的身影。
　　从租一方小小的柜台、一间门面，主打杭白菊等桐乡土特产零售，到承包服务区内的超市、餐饮档口，再到拿下整座服务区的整体运营权，桐乡人的足迹从沪杭沿线向外辐射，跨越大江南北，遍布国内多个省份。
　　当然，在外闯荡的日子不可能一帆风顺。刚起步的时候人手紧张，很多经营者得“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进货、收银、打扫卫生，大小琐事全部亲力亲为。作为外来经营者，他们时常遭遇本地商户的误解，被视作抢夺本地饭碗。早些年大众对高速公路服务区认知有限，当地人不愿来务工，甚至觉得服务区是鱼龙混杂的地方。“我们当时在湖南郴州的永兴服务区，有个企业老板指使了一帮人来乱砍乱砸。”在外打拼遭遇的种种，邵坤元至今仍历历在目。异地经营，地域隔阂、利益冲突等各式各样的风险随时可能找上门。
　　而桐乡人靠着一股不认命的劲头，硬是把一个个服务区撑了起来。
　　2021年，桐乡市高速公路服务区行业协会正式成立，散落全国的桐乡服务区经营者有了共同的“娘家”。“协会一方面搭建桥梁，化解跨区域经营矛盾，开展统一培训；另一方面推动行业自律，避免内部恶性竞争，把分散在外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桐乡高速公路服务区行业协会秘书长龚祖贤说。今年62岁的他一毕业就在交通口工作，从2002年开始接触高速公路服务区。

如今，在全国3200多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约1600对对外承包经营，其中桐乡人承包经营的就有约1200对。昔日只提供加油如厕的简易驿站，也在桐乡经营者手中完成一次次迭代升级，它们不再只是旅途短暂歇脚点，而是摇身变成融合商业、文旅、地方风物展示的网红打卡地。桐庐服务区尽显富春山水风情，湘潭服务区坚守红色文化，仙人山服务区融汇古城镇江与古都南京的人文底蕴，阳澄湖服务区则把苏州园林“搬”了进来……
　　今年9月，S9苏台高速桐乡服务区正式亮相，这是浙江首个立体开放式服务区。这一次，桐乡人终于把现代化的标杆服务区建到了自己的家门口。

服务区的生意越做越大，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往外走。但闯荡在外的新农村村人，从未忘记自己的根脉。
　　“早些年村里条件很差，底子薄、经济弱，村民对村里意见很大。”1998年，王兴标“临危受命”，担任新农村村党委书记。上任后，他立刻开展土地整理，完善农田水利设施，又借着宅基地复垦、村庄整治，慢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找回了村民们对村干部的信心。

村集体慢慢有了起色，乡村面貌逐年向好，王兴标和村干部商量，想再为村上办些实事，就分头去找吴荣千、邵坤元这些做服务区的老板们。他们一听村里的来意，二话没说，很快就凑了70多万元。“有了这笔钱后，我们先把主村道全部做了硬化，后来老板们还捐钱造了村部大楼。”
　　2016年，在王兴标的倡导下，村里决定给70周岁以上的老人每年发200块钱的红包。这笔钱的本金就是当初做服务区的老板们捐的，一直放在街道里，靠利息发红包。
　　高速公路服务区产业风生水起，本土桑苗借着“东桑西移”远销全球，一村两大特色产业双双闯出了名气。随之，村里平坦整洁的村道四通八达，连片安置小区拔地而起，村民的口袋渐渐充实，看得见的好日子落在了新农村村的土地上。但在这片繁盛背后，村庄却悄然迎来了“空心之困”：产业越走越远，人才越流越少，扎根故土守护传统农事的人日渐稀缺。
　　71岁的村民王鉴奎，已经从事种桑养蚕40多年。“最多的时候，一季就要养6张蚕，自家的桑叶根本不够，还得去外面买。”年轻时，王鉴奎也曾动过外出务工的念头，可家中有年迈的母亲和卧床的妻子需要照料，他只能留在故土，守着一方桑地讨生活。于他而言，养蚕早已不只是简单的营生，是一辈子守下来的习惯。只是年岁渐长，体力不复当年，如今家里的桑地和养蚕规模都缩减了。“家里小辈没人干这个，等再过几年我做不动了，怕是再也没有人守着这片桑田养蚕了。”
　　新农村村退休村干部朱剑淼，曾多年担任村里蚕桑指导员，对蚕桑的变化看得最清楚。“以前全村户户栽桑、家家养蚕，村民遇上蚕病、管护等难题都找上门，我天天挨家挨户指导，忙得脚不沾地。”时隔数十年，村里的景象早已天翻地覆。随着村庄整治推进，不少土地流转给农业承包大户，大量村民搬进集中安置小区，房前屋后无地栽桑，村里年轻人大批量外出务工创业，留守老人年事已高，种桑养蚕的人越来越少。说起这些，朱剑淼的语气中带着几分无奈，“种桑养蚕这门手艺，再过些年，怕是真要断了。”

新农村村的困惑，也是无数浙北平原农村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当传统种养产业老去，大批人才向外输出，乡村应当怎样守住产业根脉、留住乡土人心？
　　在陆周锋看来，破局的第一步是把手艺“留下来”。“桐乡蚕丝织造相关技艺早已列入非遗名录，我们想给小桑苗嫁接技术申请个非遗，让这门技术有个名分，也能吸引更多人关注。”陆周锋今年刚上任，思路却很清晰：先稳住现有基本盘，然后一步步向外拓展。
　　守住非遗技艺只是固本之策，想要真正盘活蚕桑产业、延续乡土根脉，还得把眼光放得更远。
　　放眼浙北蚕乡，不少村落早已跳出传统种养的局限，形成了成熟的产业体系。比如，海宁云龙村深耕蚕桑文化活化，打造蚕俗研学体验基地，把养蚕、采桑、缫丝等农耕场景转化为文旅资源，让老旧蚕房、连片桑园重焕价值，实现蚕桑文化可持续传承；湖州善琏各村则抱团整合资源，联动盘活本土农产、文旅、渠道资源，打通本土特色农产品外销通路，让传统蚕桑产业对接市场，实现规模化发展……
　　对新农村村而言，未来的“兴农”之路，不是要求人人返乡养蚕，而是要守文脉、拓新局、借外力：以非遗传承守住蚕桑根脉，以农文旅融合激活桑田价值，以村域联动盘活服务区的人脉资源。让桑田不只产出桑苗与蚕茧，也能生长出新的职业与机会，让千年丝绸之府的乡村，既能走出闯荡四方的致富能人，也能留住生生不息的乡土烟火。

新农村村位于桐乡市凤鸣街道中南部，东邻高桥街道，南傍崇福镇，西与联庄村接壤，北依长山河。村域面积4.54平方公里，辖30个村民小组，共1006户，总人口3674人，其中党员134人。村里的农业产业以蚕桑、杭白菊和小桑苗为主。凭借敢闯敢干、勤劳务实的精神，村民还深耕服务区运营领域，不仅使其成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特色名片，更带动大批村民就业创业，拓宽了增收渠道。
　　如今，新农村村村集体经济基础雄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村庄环境整洁优美，民风淳朴，社会秩序安定，村民安居乐业。2022年，新农村村成功入选浙江省未来乡村，还先后被评为浙江省卫生村、嘉兴市文明村等。2025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262万余元。

总策划、统筹：应丽斋
编辑：樊昕旖
校对：陶慧琳
责编：顾亦来
审核：张芬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