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湖漫笔：棹歌声中读竹垞

　　“蟹舍渔村两岸平，菱花十里棹歌声。侬家放鹤洲前水，夜半真如塔火明。”

　　我从书架上找出一本小书——《鸳鸯湖棹歌》，轻轻翻阅吟诵，纸张已然发黄，前言页上两只订书钉的锈痕提醒着我此书有些年头了，这是198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案头还放着从图书馆借来的《曝书亭全集》，以及几本研究朱彝尊的论文集。

　　窗外的雨声，仿佛与三百年前的棹歌重叠。

　　我翻阅着这些书籍，思考着一个问题：朱彝尊当年何以写出《鸳鸯湖棹歌》一百首？

　　这一百首棹歌，绝非一时兴起的游戏之作，而是一曲深沉的思乡恋歌。

　　竹垞离家也太久了。为生计与避祸，他自二十八岁起便远走他乡——先是南入岭南坐馆授徒，此后辗转四方，游幕各地，到1674年已历十八载。是年，朱彝尊客居潞河（今通州）龚佳育幕中已一年有余，受府主之聘，为其处理文书等事务。北方的冬天尽显荒凉，朱彝尊站在窗前，只见树叶落尽、天色灰蒙。他感慨自己的命运恍如这个冬天，寄人篱下，如萍踪飘忽。

　　此景此愁，思乡之情油然而生。诗人在自序中说“言归未遂，爰忆土风”，放鹤洲、真如塔、宝带河，鸭馄饨、薹心菜、黄蚬蛤蜊……无数家乡的风物浮现在眼前，内心顿时温暖起来，忘记了北方的严寒，奋笔疾书。自此文思泉涌，竟一发不可收拾，成百首之多。由此，标定了百首棹歌的基调。

　　鸳鸯湖是古代南湖的俗称，棹歌虽主要写嘉兴，但我在湖州工作多年，不禁寻思：竹垞的笔下是否也曾留意过湖州？回望嘉湖两地，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史书记载，赵孟頫曾多次造访嘉兴，项元汴的天籁阁中便珍藏其作品多达一百余件。更有意思的是，朱彝尊夫人的娘家，离秀水朱氏的祖宅不过百步，而其岳父冯镇鼎，正是归安县儒学教谕。这样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会不入诗人的笔端？

　　带着这份猜想逐篇诵读，果然在字里行间寻得了湖州的踪影。《棹歌》第四十首云：“雨近黄梅动浃旬，舟回顾渚斗茶新。问郎紫笋谁家焙，莫是前溪读曲人。”诗人的目光，投向了长兴的顾渚紫笋八百年贡茶，又关注了从德清武康流入太湖的前溪。更有第五十九首写道：“一夜城西苕水下，酒船直并小楼高。”源出天目山的东西苕溪跃然纸上——两溪在湖州汇合后同注入太湖，而太湖水又经运河、河网东注嘉兴。这正是嘉湖水系相连、血脉相通的最好见证。读至此，两地山水在竹垞的诗卷中，早已浑然一体。

　　其实，这并非偶然。早在唐代，生于嘉兴（唐属苏州）的刘禹锡，少年时便曾赴湖州为诗僧皎然执笔砚、陪吟咏，日后更在诗论中提出“境生于象外”的命题，将诗笔从书斋引向民间。数百年间，江南诗学中“境生于象外”的意境追求与“竹枝”一脉的民歌精神，交相辉映。八百多年后，朱彝尊在《鸳鸯湖棹歌》自序中坦言，在形式上“聊比竹枝”。

　　跨越数百年，这或许是一种暗合，却无疑隐喻着江南文脉的生生不息。

　　《棹歌》百首，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江南水墨长卷。在细细品读这满纸烟云时，我不禁想问：竹垞写的，仅仅是思乡之情吗？早在1985年，寇林在《鸳鸯湖棹歌》前言中写道：“纵观一百首《棹歌》，尽言前朝之事，我们不难体会诗人作为明朝遗民的拳拳之心。”这是个重要的导读。

　　“百花庄口水沄沄，中是吾家太傅坟。”《棹歌》第八十八首，写的是诗人曾祖父的“太傅坟”。但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坟茔，而是皇帝赐给先祖文恪公的墓地。朱彝尊的曾祖父朱国祚，为官数十载，官至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御祭文称赞其“忠著三朝，清风百世”。将先祖的坟地作为嘉兴的重要风物入诗，可以想象，诗人内心藏着多么深沉的自豪。然而，无论昨日多么辉煌，都已在历史的烟尘中消散。一边是“水沄沄”的永恒流动，一边是“太傅坟”的静默矗立，这恰似诗人内心的波涛汹涌与外表的平静自如。

　　1645年，对十七岁的朱彝尊而言，是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他目睹清军南下，嘉兴城破。这位曾经的相国曾孙，不仅失去了原有的光环，更在战火中面临财产尽失、生命堪忧的绝境，不得不随家族四处避难、东躲西藏。

　　大官僚家庭的福荫虽被现实打断，但文化的浸润从未断绝。朱彝尊嗜书如命，常常是手不释卷。他的身体力行，传承了耕读传家的家风。他在《亡妻冯孺人行述》中回忆，夜里妻子辛勤纺织补贴家用，让儿子昆田坐在纺车旁读书，直至顺畅背诵。可见家学渊源之深。士大夫读书本为治国、平天下，可朱彝尊的“天下”已经不在了。尽管清初朝廷极力加强统治，南方反清复明的活动依然风起云涌，朱彝尊自然也身在其中。1662年，“通海案”发，他因与祁氏兄弟、魏耕等人的交谊而受牵连，侥幸脱身，人虽脱身，心却难以解脱。待到创作《棹歌》时，明亡已逾三十年，清廷对江南文人的文化压制仍在持续。作为明遗民第二代，他无法公开表达政治立场，只能转而通过记录风物，隐性地保存故国记忆。

　　竹垞的诗表面风光明媚，内心却在痛苦挣扎。“槜李亭荒蔓草存，金陀坊冷寺钟昏。”《棹歌》第六首，诗人描写的是古迹的荒凉。但我们从中不仅能联想到岳飞之孙岳珂在嘉兴的遗迹，更能读出诗人借历史符号寄托民族意识的深意。

　　翻阅《朱彝尊年谱》，四十六岁写就的《棹歌》百首，是他等身著作中的一朵浪花。虽然只是朵浪花，却掀起了不小的波浪。五年后，五十岁的朱彝尊应征“博学鸿词科”，随后出仕清廷，授翰林院检讨，任《明史》纂修官；数年后又获恩遇，赐居禁垣、准于禁中骑马，获得了汉族文人鲜有的极高礼遇。

　　然而，从遗民到出仕清廷，他始终背着沉重的道德包袱。这份包袱，是遗民世族在新朝的自我拷问，而非“贰臣”式的降附之耻——他于明朝本无科名仕籍，是布衣被征辟入仕的。晚年“谁怜春梦断，犹听隔城钟”的诗句，或许是他内心的独白。

　　做官，或许不是朱彝尊的长处。但出仕，为他的学术与文学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使其走向巅峰：经学大师、史地学巨擘、文学宗匠、金石学名家，其学兼有众长，为清初所罕见。

　　假如朱彝尊在世，续写新鸳鸯湖棹歌，盛世之下，无须再伪装掩饰，只须放怀吟咏，尽抒心底由衷的欢欣与安然。

编辑：许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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