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的潮水,千年来奔涌不息,将浙江一分为二。自南宋以来,儒家文化在浙根深叶茂,孕育出浙东、浙西两大学派。江之东,是“贵专家”的浙东学派,以事功经世名扬天下;江之西,则是“尚博雅”的浙西之学,以辞章义理浸润人心。兼具学术与文学内涵的“浙西文化”,尤以杭嘉湖平原为核心,而嘉兴,恰如一枚温润的玉玦,镶嵌在太湖之滨、沪杭之间,成为这“博雅”文脉最生动、也最坚韧的承载者。
浙西治学,非悬于庙堂之高论,而是化入市镇烟火,融于耕读日常,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水乡气质——既根基深植于朱子理学的正统,又因水陆交汇的地理而生发出“诗性文化”与“务实精神”。
清朱彝尊编 汪森辑《明诗综》康熙六峰阁刻本
这种气质落在具体的人家身上,便是望族。
今天,“浙西文化在嘉兴”——“诗礼望族与江南文脉”文化传承交流活动走进嘉兴嘉善,这里曾走出二百家词人,袁了凡的功过格也从这里流向四海。各地学者将在汾湖畔厘清浙西理学、词学、方志、家学之间的传承脉络。
让我们先来看看嘉兴的诗礼望族是如何赓续江南的一脉文心。
嘉兴历代先贤像传·朱彝尊 嘉兴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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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的望族不同于某些以单一科第显赫的家族。秀水朱氏从朱国祚以“清慎勤”立训,到朱彝尊在鼎革之际于南湖之畔筑曝书亭、编《词综》,家族的精神气质在时代风雨中被反复淬炼。朱彝尊的选择颇具象征意味:仕途与藏书之间,他留下了“夺我七品官,写我万卷书”的题铭。
秀水朱氏有藏书的家传。朱彝尊曾祖朱国祚是明万历年间状元,做宰辅光大门楣,也是富有家藏的藏书家,著述等身的学问家。
朱彝尊少时得家传藏书,但生逢乱世,先祖藏书离散于战火中。青年时,同乡项氏后人出售的万卷楼残卷成为他第一批藏书。他辗转流离,足迹遍布河北、山西、云南、两广等地,生活艰难,仍搜访典籍,甚至典当衣物购书。
朱彝尊或是藏书史上少有因抄书而丢官的人。
他奉命编撰《瀛洲道古录》,各地进贡秘书典籍非常多,他利用南书房上班之便,带人去抄录,被弹劾而贬官。时人称为“美贬”,朱彝尊也并不后悔,在书椟上题铭,“夺我七品官,写我万卷书”。
朱彝尊藏书还有“雅赚”之名。清代著名学者钱曾编撰家藏善本书目《读书敏求记》,却秘不示人。朱彝尊请士人名流作陪,宴请钱曾。开宴后,买通其书童,拿出手稿,让预先雇佣的十多个抄手,连夜“拷贝”副本,从此流传。归田后,朱彝尊藏书达八万卷,曝书亭在王店镇立了起来。
朱彝尊之子朱昆田、孙子朱稻孙,继承家学,好藏书,查慎行称其祖孙三代皆为诗人,是儒林盛事。清廷编纂《春秋》,总裁官王掞聘朱稻孙为助手,其家藏270余种藏书为编纂提供参考。
作为学者、诗人,朱彝尊在清初有重要的地位。因为诗,他和王士禛并称为“南朱北王”。他的词更是开一代之风气,浙西词派便是以他为旗帜,成为清代前中期最有势力的文学流派,拉开清词复兴序幕。他辑录浙西词派奠基之作《词综》和明代诗歌总集《明诗综》,“一代词宗”不外如是。在文学思想方面,朱彝尊还编有《明诗综》一百卷、《词综》三十六卷,是反映清代诗学、词学的重要著作。此外,朱彝尊在经学、目录学、史地学、金石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称朱彝尊为有清一代之文化巨人,洵不虚言也。
那个在每一册藏书扉页钤下“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的老人,将诗礼传家四个字,刻在朱氏的血脉传承中。
黄炳虹绘胡震亨著书
藏书与研究相济相生,取得学术和藏书双丰收,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赓续文脉。这也是嘉兴重要的藏书风尚。
如秀水朱氏这般,清代嘉兴涌现大批学者型诗礼传家的藏书世家,如钱氏传承数代,是人才特别昌盛的“清门硕望”,嘉兴“居首之大家”,清代儒臣钱陈群、“秀水诗派”领军人物钱载都是好藏书、善诗词的学者,钱陈群曾孙钱仪吉是经史学家,他与作为朴学家、校勘家的弟弟钱泰吉被称为“钱氏二石”,两人都是藏书家。
嘉兴诗礼传家从来不止于“藏”。海盐胡震亨在好古堂翻阅《唐诗记》,发现开篇便漏了唐高祖的诗,于是以五十六岁之龄发愿重编,十年成《唐音统签》一千零三十三卷,后来成为曹寅编刻《全唐诗》的底本。一个诗礼家族数代积累的藏书最终转化为一个时代的知识基础设施。
胡震亨家有好古堂,藏书传了四代,到胡彭述时已“多秘册异书,名噪一时”。胡震亨承继先辈藏书,到处搜集秘册僻本、旧典佚事,扩建好古堂,时人称其“博物君子”,尤重文集词学,宋元文集就有百余种。张元济称胡震亨为“吾邑第一读书种子”。这种爱书、藏书的传统,经胡震亨又传其子孙,其子胡夏客、其孙胡申子都是嗜书如命的学者、藏书家。一个藏书楼里长出来的学者,以一己之力替一个时代保存了诗歌的记忆。浙西学术最朴素的面孔,大约就是这样,不尚空谈,务实而又充满诗意。
朱彝尊的《经义考》如此,钱仪吉、钱泰吉兄弟的经史校勘如此,胡震亨编撰《唐音统签》亦如是。张元济辗转数十年搜求涉园旧藏、最终捐入合众图书馆的举动亦如此。张元济说“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这句话放在嘉兴的诗礼传家的望族家风传承谱系里,不是励志格言,而是数百年家族实践的高度浓缩。
嘉兴历代先贤像传·查慎行 嘉兴美术馆
02
浙西文化中还有更具文学灵韵的一面。嘉兴自古是诗词渊薮,海宁查氏诗礼传家的家风传承,恰可窥见浙西文化与望族网络之间的深层关联。
在清代海宁查氏出现了相知相惜的三兄弟。查慎行与弟弟查嗣瑮、查嗣庭都是康熙年间进士,同为翰林院编修,常诗词唱和,进行学术交流,都是清代著名学者、藏书家。
查慎行受学于黄宗羲,清代著名诗人,康熙帝亲赐“敬业堂”匾。赵翼、纪晓岚认为他的诗可与陆游并驾齐驱。
查慎行读书如饥似渴,分秒必争,告诫子孙:“学未竟,日西入。明追今,终勿及。慢游者日失一日,敬业者不速而疾。”
他有得树楼、初白庵、窳轩等藏书处,特别是得树楼藏书万卷,和查嗣瑮的查浦书屋、查嗣庭的双遂堂组成庞大的家族图书馆。他们通过藏书培养子女的阅读兴趣,营造家族浓厚的文化氛围,也将藏以致用的思想传承给后人。子孙也多为学者、藏书家,如查慎行之子查克建、之孙查岐昌、曾孙查芬等都是清代著名藏书家。
更难能可贵的是,藏书丰富家族文化。家族女性多出身藏书世家,富有学养,如查慎行母亲钟韫有《长肃楼集》《梅花楼诗存》,妻子是藏书家陆嘉淑之女,妹妹查惜是清代女诗人,嫁给海宁藏书名家马思赞,两人为藏书同好,吴骞将之比为赵明诚、李清照,“为一代藏书佳话”。
海宁查氏耕读起家,秉持“读书为本”的家训,是传承数百年的文化望族。围绕查慎行与明末江南文坛名士、藏书家查继佐,形成家族诗歌创作群体。
查氏也是科举世家。有“一朝十进士,兄弟三翰林”之称。康熙题“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对联,赐匾“嘉瑞堂”。
查家后来两度卷入文字狱,查嗣庭因科场案获罪,族人流散,但读书之风未断。金庸晚年回忆海宁老宅,说“家中藏书很多,幼时虽然看不懂,但找书很方便”,家人闲来多是下棋看书。一个家族能被文字狱打击两次而文脉不绝,靠的不是侥幸,是几百年间把读书变成了和吃饭睡觉一样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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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还有一条被长期低估的脉络:柳洲词派。嘉善旧称魏塘,镇上有柳洲亭,清初邹祗谟在《远志斋词衷》里说“词至柳洲诸子,几二百家,可谓极盛”。钱瑛、戈元颖合编的《柳洲词选》收词人159家,而《倚声初集》所收万历至顺治词人476家中,柳洲一镇占了117家,整整四分之一。
这个数字背后,是嘉善魏塘曹氏、钱氏等望族数代人的词学经营。曹氏尤其举族善词。曹尔堪出自王屋门下,顺治九年进士,后因“奏销案”革职还乡。他主导了康熙年间的江村、广陵、秋水轩三次大规模唱和,康熙四年在西湖发起“江村唱和”,次年在扬州发起“广陵唱和”,康熙十年入京,又发起“秋水轩唱和”,三次唱和一韵累百,陈维崧接连参与,词风由婉约转向苏辛一路,纳兰性德也加入了秋水轩的和作。
朱彝尊后来追述这段词史,说“吾乡魏塘诸子和之,前辈曹学士顾庵雄视其间”。
嘉善的意义还不止于词。
嘉善袁氏走的是另一条路。袁了凡的曾祖袁颢精于医术,在《袁氏家训》的《家难篇》里详述因党争家道中落的经过,告诫子孙团结自立。袁了凡的《了凡四训》则以“立命、改过、积善、谦德”四篇,将“功过格”的自我记录转化为可操作、可传承的修身方法,这个家族把“善”做成了一套可以记录、可以传递的修养技术。
有研究指出,《了凡四训》在江户时代已传入日本,其影响远及海外。嘉善陶庄至今保留了了凡·善文化陈列室与主题公园,将“善”从文本嵌入地方景观,在家训、功过格、乡约这些“中层制度”里,把理学精神落到了日用常行之间。
袁了凡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而倡导功过格,是“知行合一的典范”。
清潘振镛设色竹垞图长卷 嘉兴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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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诗礼望族之间并非孤立:朱彝尊与汪森合作编《词综》,查慎行受学于黄宗羲又与朱彝尊同处一个文人网络,曹尔堪的唱和网络后来融入朱彝尊的浙西词派。姻亲、师友、同窗把这些家族编织成一张看不见的网,把诗礼传家的理念编织进地方社会的肌理之中,以藏书为根,耕读传家,藏书、知识与学术资本互济,“诗礼望族”不是族谱上的套话,而是一块可以反复耕种的文脉土壤。
初冬的嘉善,烟雨迷蒙,江南文脉就在这些诗礼望族代代相传,也把浙西的地方性知识带入全国性的学术对话。
诗礼望族之所以值得反复书写,是因为把一种关于读书、向善、守雅的生活理想,变成了可以传代的东西。
这个文风鼎盛,被朱彝尊誉为“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江南水乡,在水网与运河之间,把学问做成日子,把日子过成文脉。
编辑:陈苏
责编:戴群
审核:邓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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