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大学红船精神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充分依托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红船精神发源地的政治优势，以融通历史现实、推动理论创新、促进精神传承、服务社会发展为己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早期传播研究、中共创建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研究等方面深耕细作，成为全国红船精神理论研究高地、红色文化育人实践阵地、服务浙江发展的思想园地和党的建设特色智库。

考究源流，为中共创建史解谜

近日，嘉兴大学红船精神研究中心传来喜讯。由陈水林教授团队所著的《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荣获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论文类）二等奖。该奖项是目前国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高层次的科研奖项，代表了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顶尖水平。

作为红船精神研究中心的开创者之一，陈水林教授从事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和红船精神研究已有十多年。如今，年逾古稀的陈教授，仍然深耕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领域。

“《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能够获奖，是学术界对我们研究成果的充分肯定。考证还原出历史的真相，让我非常有成就感。”对于陈水林教授而言，透过层层史料，拨开历史的疑云，是他的志趣所在。

2006年，南湖革命纪念馆三代馆奠基建设。陈水林参与了展陈大纲的设计，也将中共创建历程中的一个个疑难问题抛到了台前：“中共一大召开前早期党员都有谁？数量有多少？他们的生平经历是什么样的？南湖会议究竟是哪一天召开的？取得了什么成果？在党的创建中有怎样的历史地位？”

然而，彼时这些问题尚未有研究定论。“搞清楚这些问题，特别是还原出早期党员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动因与经过，这对于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2011年起，陈水林开始了对中共创建史的系统研究。他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与成员的研究入手，考证并确定早期党员名单，撰写人物小传；深挖中共一大会议最后一天转移至嘉兴南湖的原因，考证南湖会议的时间、成果、历史地位等，填补了中共创建史上的一处又一处研究空白。

在陈水林的研究过程中，有一条始终坚守的原则。他坚持穷尽一切史料，以事实为依据，不以回忆为论据。“多种史料线索互相印证，才有可能寻找出一个史实的真相。”多年来，陈水林与团队成员奔赴海内外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遍访各地的学者和知情人，翻阅各类报刊、档案、笔记、信件、会议记录等史料，一次又一次反复爬梳、比对，聆听来自史料的对话。

史料寻找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些人物名不见经传，相关记载就很少，寻找史料的难度会非常大。”令陈水林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名叫陈德荣的北京早期组织成员，其个人信息极度匮乏，在北京、广州、湖南等地都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小传撰写难度很高。“在2013年的第一版人物小传上，他的部分只有几百字。”

陈德荣小传部分的“不完美”，却意外地在台湾得到了补充和完善。2014年，研究团队赴台湾查找资料。为了遍寻史料，陈水林乘坐捷运，又换乘出租车，辗转来到了偏远的台北市新店“国史馆”。在厚厚的档案卷宗里，陈水林竟然看到了一份由陈德荣亲笔填写的人事档案。按规定，这份档案不能复印，只能抄写。

“那天，我从上午开始抄写，抄到下午快下班，大半天时间，终于把他的档案抄完了。”回来后，循着档案的线索，研究团队又奔赴海南省琼海市、昌江黎族自治县，查实了1947年陈德荣赴两地任县长的情况。这样，在2014年的再版小传中，陈德荣的小传扩展到了数千字。

“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共有58名党员。”历时三年的不懈考证，陈水林研究团队终于得出了这个重要的结论，研究成果《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一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党史专家、《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亲自撰写序言，认为“这是一部填补中共党史研究重要空白之作”。著名党史专家张静如专门撰文推荐此书。到2021年，该书已重印4次。

步履不停，陈水林接着又开始了对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的研究。5年时间内，他带领着研究团队成员从海内外多个档案馆、图书馆中，挖掘整理出与当年中共一大转移到嘉兴南湖续会过程中有关的火车时刻表、轮船时刻表、气象资料，当年报刊上发表的游记、评论、消息，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警务日报》，日本警视厅情报等史料，经仔细爬梳、比对考辨，梳理出7个方面的史实，形成事实的证据链，从而得出了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在1921年8月3日召开的重要结论，填补了中共创建史研究的又一个空白。

2018年，《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一书问世。这是第一部系统考证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的专著。该著作对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的由来、日期、代表、议题、开会经过、选举方式以及与中共一大上海会议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研究。2018年该著作荣获第20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今年再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辨章学术，为马列著作编码

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方向的研究人员这个暑假格外忙碌。康文龙教授说：“我们刚从延安回来，马上又要去南昌查资料，之后的行程也都安排上了，井冈山、赣州这些地方都要去跑一趟。”为了收集更多稀有的资料，找到与研究有关的线索，热浪之下，团队成员依然奔波不停。

让团队如此忙碌的，便是正在编撰的“大型工具书”——《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史料长编（1917—1949）》。“明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我们希望在明年把抗战全面爆发时期的内容先完成。”

“可以说，熟悉了这套书，对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线索就了如指掌了。”这套近2000万字的著作全面搜集、梳理了1917—1949年间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图书文献（含经典著作译本、阐释著作、列宁传记）、报刊文献、特种文献（含革命历史文件、书信）等多种重要史料，目前已获得国家出版基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中共创建时期浙籍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史料长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史料长编（1917年以前）》《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文献汇编（1917—1949）》……不到10年时间，中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研究方面已硕果累累。

回望来时路，康文龙犹记得那是刚进入红船精神研究中心的冬天，原本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他，正在为项目申报而苦恼，希望能将自己已有的知识积淀与中心的研究方向结合。思前想后，“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这一研究方向成了他的最佳选择。

确定方向后，康文龙前往湖北武汉，拜访了在该领域颇有研究建树的湖北大学田子渝教授。“马克思主义传播还有什么研究的入手点？这个研究未来前景如何？”康文龙前往田教授的家中，请教了诸多选题上的困惑，为日后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随着研究的深入，团队成员越发意识到“马列主义早期传播”这个选题，是一个“学术宝藏”，还有很多领域有待开拓。康文龙说：“思想研究是一个无尽的课题，尤其是我们后来开始研究的列宁主义的传播，它对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都是极其深刻的。”

理论研究的道路上，少不了对史料的“硬啃”，也少不了对线索的“追击”，但史料与线索免不了一次次“逃逸”。在一次又一次未知结果的探索下，康文龙也获得了许多意外之喜。“有时候会找到意想不到的一些出版物，就会很兴奋。在长期阅读、分析史料的过程中，我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政治都有了一定了解，也让我的人生更加丰厚。”

因此，“值得”二字是康文龙为转变研究方向十年光阴的最好注解。“做马克思列宁主义早期传播的相关研究，磨炼我的意志，也拓宽了我的研究视野。”

在团队的不懈努力下，《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1917—1949）》项目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实现了嘉兴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突破。

同时，凭借着该领域的丰硕研究成果，嘉兴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湖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共同成立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联盟，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先锋阵地之一。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未来，红船精神研究中心将继续潜心治学，在党史研究领域持续深耕，产出更多优质的科研成果，服务社会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图片由嘉兴大学提供
编辑：王忱
校对：沈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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