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轻易迷信权威，要有“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怀疑精神。

丁晓平引用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朱光潜的一段话：“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趣，和现实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史在我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获得它的历史性。所以一切历史都必是现时史，历史性……着重历史的现时性，其实就是着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

不要轻易相信一个人的口述史，要树立大是大非的大历史视角。

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必须坚持大是大非，走正道存大义，既不能戴着显微镜放大历史的偶然，也不能戴着老花镜模糊历史的必然，更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说东道西，顾左右而言他。

历史写作，必须要寻找、发现和呈现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历史。那么，何谓最有价值的历史？我认为就一句话：推动民族、国家和人民的进步，有利于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那部分历史。

明确了历史的坐标与价值尺度，我们该如何在更广阔的天地上讲述中国故事？

这就必然要把握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在宏大叙事中，我们尤需审慎，所以不要轻易对历史下结论，要在可信的的现代解读上主张正义。

但审慎绝非犹豫不决，而是为了更精准地抵达真实。

历史需要科学的、深层的探究和客观的评价，需要我们“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既要正视历史人物和我们每一个人自身的狭隘、局限、偏见和人类社会的阶级性、政治性和斗争性，又要看到历史本身有其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为个别的、特殊的历史事件的集合，只强调对历史事件的主观评价，把历史只看作是精神的运动、发展的过程。

历史是一条滔滔不息的长河，不是支流。历史是长河的潮流，不是波浪。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正义比平等更重要。

什么是“知识“？知是调查研究，识是辩证分析。

无论是历史写作，还是历史阅读，我们必须突破历史的局限，不当“事后诸葛亮”，不做“马后炮”，不搞含沙射影、指桑骂槐那一套尖酸的把戏儿，更不能浅薄无知地搞什么拿来主义，拿过去类比今天，拿外国类比中国，否则就会滑入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茅坑中去，陷入痴人说梦盲人摸象的唯心主义的泥沼。 

当个体的历史越来越清晰，整体的历史越来越混沌，这是值得警惕的。

微观历史遮蔽了总体全局的宏观历史，混乱、平庸的微观叙事瓦解了宏大叙事，琐碎、局促的显微观书写离析了历史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显然，这是当代知识变迁过程中一种错位的“非典型状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历史的“碎片化”和“碎片化”的历史，已经说明个体、个性化甚至个人主义的微观史终究不能承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更无法克服其自身致命的弱点——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理解和诠释世界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对重大问题的失语和无力，是微观史面临的最大挑战。 

丁晓平引用作家梁晓声关于“文化”的解释： 

根治于内心的正义（修养)，

无需提醒的自觉，

以限制(约束)为前提的自由，

替别人着想的善良。 

讲座最后，丁晓平以这样一段话结尾：

美国开国元勋约翰•亚当斯在1807年回忆独立战争的时候，曾经这样写道：“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什么东西比我通过观察得出的这个结论更古老了：艺术、科学和帝国总是向西前进。从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起，在平日交谈中我就总是强调，历史将越过大西洋来到美利坚。” 

当约翰•亚当斯这句不是格言警句的话语，跨越两个世纪在两百年后的21世纪初的某个时空与一个中国人相逢的时候，我第一感觉就是：他说得太好了，而我也应该接着他的话继续强调——艺术、科学和帝国总是向西前进，而且必然继续向西前进，历史将越过太平洋来到中国！因为地球是圆的，历史也是圆的，向西就是向地球的东方前进，向中国前进！21世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就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现场，一个创造的现场。

因为——历史必将跨过太平洋来到中国！历史正在跨过太平洋回到中国！

编辑：戴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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