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早，天阴如墨。

　　上午8时30分，在低回的哀乐声中，嘉兴市军队离休干部崔长海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嘉兴市殡仪馆苍松厅举行。崔长海同志的生前好友、同事、家属等人身着素服，神情悲伤，缅怀这位抗美援朝战斗英雄。

　　崔长海系浙江寿昌人，1925年5月出生，1949年参加革命。曾任寿昌县大同区政府办事员，解放军第三十一军、第六十军、第十二军某部班长，嘉善县公安局西塘派出所副所长，嘉善县公安局西塘、魏塘、干窑派出所所长，嘉善县公安局消防队队长，嘉兴市武警支队消防科科长等职务。1985年7月，经批准离休，享受正团职待遇。

　　1951年，崔长海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参加过上甘岭战役，荣获特等功，战后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同年10月，在朝鲜金城阻击战中担任机枪手，战绩卓著，荣立三等功。1953年，在一次坑道战中身负重伤，经救治后被定为三级甲残疾军人。

　　英雄已逝，长歌当哭。寥寥几笔，说不尽英雄往事。

　　上甘岭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战斗。志愿军十五军和十二军一部与美韩联军展开激战，双方伤亡惨重。在这43天里，拉响手榴弹、手雷、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舍身炸碉堡、堵枪眼的烈士，知道姓名的就有38位之多。在上甘岭战役中涌现了一大批战斗英雄，有些名字永远镌刻在了朝鲜的土地上，有些战士则从上甘岭战役中幸存，又奔赴下一个战场。

　　崔长海在一次坑道战中身受重伤，敌人的炮弹炸毁了坑道，他的腰骨被压伤。他被战友挖出来后送回国治疗，一年多后才恢复正常生活。这些受过的伤，在他年老时，折磨着他的身体，在人生最后的几年里，他也因此卧病在床。

　　“在上甘岭那场残酷的战斗中，许多与我朝夕相处、亲如兄弟的战友永远长眠在了朝鲜的战场上。每当想起他们，我心里就非常难过，他们是那么年轻，可是为了打退敌人的一次次进攻，年轻的战友们坚守阵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崔长海的儿子崔勇记得，父亲生前总是耳提面命，教育他们不要计较个人得失，要以国家利益为重。

　　当战争的硝烟散去，崔长海将军功章收藏好，投入到建设祖国的浪潮中去。他从不以英雄自居，总是满怀热情地工作，晚年一直生活在南湖区一幢老式楼房中。在离休后，他用自己的战斗经历激励消防战士、小学生，鼓舞了一代代人。

　　他的故事，在2023年3月17日上午9时画上了句号，崔长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逝世。

　　嘉兴市军休所党总支书记、所长叶加林在告别词中说：“崔长海同志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在战斗中冲锋陷阵、屡立战功，在工作中几十年如一日，身先士卒，勤勤恳恳。在他身上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尽职尽责、尊老敬贤、严教子女的优秀品质和精神追求是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翻阅崔长海的入党志愿书，纸张发黄，字迹依然清晰。“要把党作为父母亲一样看待，愿意把自己的一切血肉都献给伟大的共产党。”他用一生，践行自己的誓言。

　　父亲真的离开我们了。他躺在松柏和鲜花之中，安详的，沉默的，仿佛睡着了。

　　3月17日，我的父亲崔长海因病医治无效去世。父亲生前就低调，我们只在报纸角落里刊登了一则小小的讣告，没想到许多父亲生前的同事、好友在3月19日一早自发来送他最后一程。

　　在和他们的交谈中，父亲的音容笑貌，父亲曾经说过的故事，又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中……

　　记忆中，父亲对我和弟弟妹妹总是很严厉，总是说起他小时候的故事，让我们珍惜现在的生活。一次，他对我们说：“在上甘岭那场残酷的战斗中，许多与我朝夕相处、亲如兄弟的战友永远长眠在朝鲜的战场上。每当想起他们，我心里就非常难过，他们是那么年轻，可是为了打退敌人的一次次进攻，年轻的战友们坚守阵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我从父亲的话语中感受到了他踏上战场时舍生忘死的豪情。

　　我们的老家在浙江省寿昌县石鼓村。父亲出生于1925年5月，那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从小就要一边给地主家放牛，一边帮助母亲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

　　听村里老人说，他从小就喜欢惩恶扬善，村里有个地痞流氓行凶闹事，他出手把那个人打得服服帖帖。新中国成立后，家里分到了田地，日子才渐渐好起来。24岁时，他来到寿昌县大同区政府工作，并积极参加当地的剿匪战斗。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

　　同年12月，父亲与许多热血青年一起成为了抗美援朝志愿军中的一员，奔赴战场。一天，部队接到命令，让他们马上乘专列到达与朝鲜一江之隔的丹东市待命。

　　每次回忆当时的场景，父亲总是义愤填膺。在鸭绿江边，他亲眼看到美军飞机在边境地区狂轰滥炸，江边居民房屋被毁，家破人亡，受伤的百姓更是不计其数。1951年，父亲所在的部队在群众的夹道欢送下赴朝鲜参战。

　　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奋战，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父亲原本是一连一排一班的班长，1952年，在金城阻击战结束后休整时接到了调往五圣山上甘岭地区参加战斗的命令，要求父亲所在部队去上甘岭增援十五军。

　　那时，父亲是六连机枪班班长，担负坚守597.9高地主峰三号阵地的作战任务。接到任务后，他和战士们摩拳擦掌，做好了一切战前准备。

　　“人在阵地在，誓死保卫阵地！”“不让敌人占领我们一寸阵地！”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父亲依然清晰记得那时的口号。

　　当时，班上年纪最小的战士叫“小四川”，“小四川”把机枪擦得雪亮，对父亲说：“我要让它发威，一发就撂倒一个美国鬼子，那才过瘾！”

　　在“联合国军”进攻上甘岭之前，志愿军第一线各军根据志愿军司令部关于准备粉碎敌人可能发动秋季攻势的指示，作了各方面的准备，提出要坚守阵地、寸土必争、大量杀伤敌人。父亲说，当时大家都憋足了劲，誓与敌人决一死战。

　　我小时候看到父亲珍藏了几枚勋章，轻易不拿出来，那是父亲的“宝贝”。长大后我才知道，那几枚勋章有着“千斤重”，是父亲作为战士的见证。

　　1952年11月1日到2日，久攻不下上甘岭的“联合国军”向上甘岭阵地发起多次轰击。志愿军第十五军的坚守部队在纵深炮火的支援下，一次次将敌人击退，但自身伤亡也很惨重。

　　六连的部分战斗骨干共140人，于1952年11月3日傍晚进入主峰阵地。父亲说，当时他们经过半山腰的坑道时，看到里面都是志愿军伤员，卫生员正在为他们包扎。等到了山顶，阵地已变成一片焦土，战壕全被炸平了，一脚踩下去，松软的焦土能没到膝盖。

　　上级命令父亲所在的机枪班到597.9高地的三号阵地，战士们来不及喘口气，连夜修复了阵地工事。突然间，战斗打响，敌人叫嚣着冲了上来，阵地前的敌军像蚂蚁一样，黑压压一片。父亲带了一个小组共3个人，在主峰前沿九号阵地坚守。

　　为了节约子弹、提高命中率，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等敌人走近了才开枪。父亲所在的机枪班作为主力冲在最前沿，多次击退敌人进攻。

　　夜里，敌人不敢冲上来，但仍不停向山上扔炮弹，并且从飞机上不断投下降落伞，挂在上面的照明弹将阵地照得亮如白昼。

　　由于行军时走得匆忙，战士们只带了一天的补给，而上山要道又全被敌人炮火封锁，运输队伍无法送给养上山。“当时有不少战士牺牲在运送的路上。阵地上的战士已经看见他们了，但一瞬间，运送给养的战士就倒在了敌人的炮火下。”父亲说起这些时总是面露哀伤。

　　在阵地上两天两夜未合眼的志愿军战士只能忍着饥饿战斗。水壶里的水喝光了，战士们的嘴唇干裂得出血，实在渴得没办法，就找枪油喝。与此同时，敌人的炮火却越来越密集。

　　一开始，战士们的轻重机枪还可以发挥作用，阻击敌人进攻。但到了后期，特别是在11月5日这天，敌人派了重兵发动全面进攻，美韩联军密密麻麻像羊群一样向山上涌来，其中很多是穿着防弹衣的。而父亲他们的机枪，有被敌人炮火炸坏的，也有被炸起的沙土卡住了枪膛打不出子弹的，后来只能靠阵地上有限的手榴弹和爆破筒阻敌。

　　主峰的九号、十号和三号3个阵地互为犄角，不能有一点闪失。一名战士观察到附近阵地上的友军，提出要去看一看，然而他出去后就再也没回来。

　　敌军乘势慢慢冲上来，机枪班猛烈的火力点成了敌军攻击的目标。“小四川”的机枪愤怒地扫倒一排爬上来的敌人，突然，一发炮弹飞将而来，“小四川”倒在了血泊中，牺牲了。刚才还生龙活虎的战友们，永远闭上了眼睛，这给父亲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战斗持续到5日下午，全班战友壮烈牺牲，只剩父亲一人坚守阵地。

　　一个人也要坚守到最后！因为阵地上没有报话机，无法与指挥部及其他阵地上的友军取得联系，父亲就收集好阵地上的枪支弹药分开摆放，随时准备痛击敌人。

　　九号阵地就像一个倒扣着的畚箕，是个突出部位，距离敌人比较近。父亲为了不让敌人知道阵地上只剩一个人，敌人进攻时他把手榴弹朝多个不同方向的敌群中扔去。

　　过程中他发现，在空中爆炸的手榴弹，对敌人的杀伤力很大。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他把手榴弹的弦拉出后拿在手里停一会，再扔向敌人上空，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对敌人的杀伤力。

　　战斗中，一块弹片削过父亲的头部，顿时血流满面。父亲只是简单进行了包扎，随即又投入战斗。我一直以为父亲嗓门大是因为山里人中气足，其实是因为他这次受伤把耳朵震坏了。

　　后来，敌人的一颗子弹穿过了父亲的左手臂，他拿出随身带的急救包，自己包扎后继续战斗。父亲说，战场上有个规矩，叫“重伤不喊叫，轻伤不下火线”，所以他不怕受伤。但问题是，这一枪让他的左手使不上劲。

　　父亲就用脚代替左手踩住手榴弹弦，用右手打机枪，后来子弹没有了，机枪也被炮弹炸坏了，他就扔手榴弹、爆破筒，就这样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

　　在他受伤包扎的间隙，一个大个子美军突然举着卡宾枪冲上阵地，他迅速趴在都是尸体的地上。美军见状，以为阵地上没有活人，放松了下来。

　　说时迟，那时快，父亲摸到身边的一个爆破筒，突然一跃而起，用爆破筒对准对方的脑袋用力一击，敌人应声倒下。

　　随后，父亲发现有一群敌人快要接近阵地。于是他迅速将爆破筒上的拉环拉出后扔向敌群，这群敌人全部应声“报销”。

　　就这样，他一个人打退了敌人好几次密集进攻。

　　增援部队赶到时，天已经黑下来，敌人也已经停止进攻。于是父亲把阵地移交给接替的战友，一个人走下阵地。

　　走到主峰下面约50米处，那里有个防空洞，一位首长见他身上有伤，让他去医疗队，后来又转到战地医院。后来父亲得知，5日夜晚下阵地时，六连的140人只剩了16人，幸存者中12人受了轻伤。

　　之后，志愿军粉碎了敌人多次攻击，以决定性反击夺回了597.9高地，夺取了上甘岭战役的胜利。

　　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后，父亲重返部队。1953年3月，为了防止敌人再次在朝鲜东海岸登陆，志愿军在云山一带准备反击。

　　在一次坑道战中，联军不断轰炸，造成父亲驻扎的坑道坍塌，父亲立即组织大家抢修坑道，突然，一颗炮弹落在他附近，炸起的碎石、砂土重重地压在他身上。

　　战友们将父亲从砂石堆里挖出来后送往后方医院，后来又转送回国内治疗。当时父亲的肋骨断了4根，腰骨有多处粉碎性骨折，医生给他用全身石膏固定了9个多月才康复。

　　上甘岭战役中，父亲荣获特等功，战后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1953年，经过志愿军战士的浴血奋战，抗美援朝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当时父亲已经身处国内。

　　他在部队医院里治疗了一年多时间，出院后，被定为三级甲残废军人，随后到当时位于诸暨的浙江荣军医院继续治疗。在荣军医院，他参加了读书班，系统学习3年后，1956年被分配到嘉善县公安局工作。

　　父亲先后在嘉善县公安局担任过魏塘、西塘、干窑等地派出所所长。1977年，他调到湖州工作，任嘉兴地区公安局党组成员，负责消防、武警工作，1983年嘉兴撤地建市后，他到武警嘉兴消防支队工作，于1985年离休。

　　作为一名老党员，父亲一直勤勤恳恳干事，清清白白做人。我们印象中，他向来都只讲奉献，从不投机取巧。对我们，他最常说的话就是“公家的就是公家的，私人的就是私人的，公私要分开”。

　　父亲对待工作向来认真，在基层公安岗位上尤甚。我小的时候，几乎没见过父亲有休息日，白天他在上班，晚上他在值班或加班，很晚了才会回来睡个觉，第二天一大早又出门了。派出所的工作，最忙的日子就是逢年过节，所以他基本上不回来吃年夜饭。

　　战争让他的身体受了很多伤，随着年龄的增长，各种各样的疾病也随之而来。我记得，父亲在过度劳累时会犯心脏病，有时候心脏病发作，人直接倒在了地上，但他稍做休息后就又回到岗位上工作。

　　离休后，父亲住在南湖区一幢普通居民楼里，一直积极参与组织安排的各项工作，他曾多次到学校、部队，为学生和官兵讲解当年的战斗历程，激励年轻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虽然对工作要求很高，但面对自己获得的荣誉，他却很少提及。他常说：“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保卫和平是我的神圣职责。与牺牲的战友相比，我已经很幸福。那些长眠在朝鲜战场上的英烈们，才是最无私、最伟大的。”

　　父亲去世了，他已经完成一生夙愿。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已经70余年，我想，他看到我们国家如今繁荣昌盛的样子，心里一定是满足的。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将激励我们永远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