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之前在2018年《嘉兴市文艺精品创作生产三年行动计划》中看到过《月河街》这个小说的名字。你最早是在哪一年冒出了想写这部小说的冲动？

曹琦：最初起源于2001年，即辛亥革命90周年，看了一些学术界的文章；2005年是中国废除科举制度100周年，又有一些文章在赞扬科举制的种种好处，甚至讨论是否有废除的必要，而到了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时，则看到了如果中国不发生辛亥革命，或者走其他国家的君主立宪制会怎么样的讨论，感到匪夷所思，连明末的黄宗羲、顾炎武都得出君主专制是天下大害的结论，怎么一转眼又回到了300多年前的争论？于是想写《月河街》。

记者：为何选择月河街这个地方呢？

曹琦：无论小说形式怎么变，小说的核心是故事。写小说总要有一个平台，来承载故事。这个地方不能太中心，也不能太偏僻，还要能够迅速接受到上海、杭州的新风潮。

2010年九月的一天下午，我独自坐在月河街小猪廊下沿河的椅子上，望着缓缓流动的运河水，突然脑子里闪出个念头，月河街不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吗？这一瞬间，以前看到过的、听到过的有关月河街的材料都浮现在脑海里。就在那一刻，我定了写月河街。

记者：我们看《月河街》这个书名，就知道这是一个发生在嘉兴的故事。你说，长期以来，就想写一个完完全全属于嘉兴的故事，为什么如此执着？

曹琦：有两方面因素的考虑，一是中国写作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想通过《月河街》来表达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尤其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否定；

二是我对嘉兴（包括嘉善）这个地方的情感。我是从杭州去黑龙江支边的，由于某些原因后来到了嘉善，工作中一直得到各级领导、同事的关心，路走得比较顺利。所以，我对嘉兴（包括嘉善）这个地方，确实怀有一种感恩的心情。由于感恩，所以执着。

记者：为了创作《月河街》，都做了哪些努力？比方前期准备。

曹琦：从2001年起有想法，到2011年确定写，先断断续续写提纲，初稿又写了一年八个月，到2019年6月完成，又修改了半年多，到现在出版断断续续大约二十年时间。期间还完成了《长征》《七天七夜》等长篇小说。因此也有人说我傻乎乎，有这精力、时间，完全可以写稿赚钱呀。可我要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要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最初我对书的定位，就是“浙江现代史，半部在嘉兴，要知嘉兴事，请看月河街。”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对嘉兴的地方文史资料也有过比较长时期的阅读，也做了些笔记。这是我当时做注解的嘉兴城图。但我不是专家，我所有的准备和阅读，都是为了写《月河街》这个属于嘉兴的大故事。

记者：在小说中，为何选了1905年9月，清王朝下诏废除科举制作为故事的切入点呢？

曹琦：因为1905年是一个非常迷茫混沌的年代，中国站在近代化的大门口，却迷失了前进的方向。首先是延续了近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的键条彻底断裂，科举废除，说明封建天子制很难再维持下去；其次是随着大清朝皇冠的落地，整个中国的思想界结构发生了大分化；最后带来的结果是社会大动荡，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向不明，中国究竟向何处去？

当时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无非是三条路，一是学日本的明治维新，二是学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三是走俄国的十月革命道路。

当时政党、团体五花八门，仅仅是清朝末年就有300多个，北洋时期更多。都想指点江山，但最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我以为，大争之世，何为天道？天下一统，就是天道。在就是历史辩证法的筛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是符合“天道”的，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不是观念的产物。

记者：这是您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在写这部长篇时，和之前写《七天七夜》《长征》，心境上会有什么不一样？

曹琦：首先要感谢报社，我发表《长征》和《七天七夜》以后，都得到了嘉兴日报社的关注。从袁克露老师到沈秀红记者都对我进行专访，报道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嘉兴电视台吴敏先生也做了专访，这是我写作的动力之一。

2006年，曹琦向江南周末记者展示《长征》手稿

讲到我的创作心态，确实有些不同。《长征》和《七天七夜》写的是大事件，我在文史上下功夫更多。《月河街》则想写出一些规律性的思考，写出时代之变革。

在写《月河街》的过程中，我常常想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众所周知，全世界有四大古文明，为什么只有我们中华文明能延续到今天而没有中断。我脑子里经常想到的是“天道”两个字，结论是“天佑中华”。这和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修复基因有关系。

我看书很杂，喜欢文史哲。当我将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梳理起来看，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每当中华民族行进到困难、特别是苦难阶段时，总会是柳暗花明，重现光明，使得中华文化得以延续。

历史上是这样，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春秋时，蛮、夷、狄、戎联合进攻中原，华夏文明命悬一线，幸亏有齐国管仲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打退这些蛮狄的进攻，保卫了华夏文明。所以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现在，中国又开启建设了现代化强国的进程。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一旦割裂，就会改变方向。所以，我的感觉是冥冥之中是“天佑中华”。

我以为，这是写小说的底气，有了这些思考，至少对写小说能够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格局，写嘉兴这个大故事，不能那么小家子气，不能是一己之见，杯水之欢；二是要有历史纵深感，嘉兴不仅仅是历史文化名城，而且是红船起航地。

记者：如果把《七天七夜》《长征》和《月河街》放在一起，可以说是您的革命三部曲。从题材上讲，感觉您偏向革命、红色题材，怎么看待自己这些年的写作？

曹琦：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基本上受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红色教育，所以无论这个世界怎样变化，“初心”是不会忘的。

确实，从小学三四年级起，我就开始自学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中共党史，以及阅读《星火燎原》等大量革命回忆录，进入初中以后又去自学政治经济学、哲学等。“文革”期间停课，但我没有去“闹革命”，我的斗争性从来不强，而是钻进了当时被砸烂的校图书馆，做“书呆子”去看书，包括看大量的文史资料。虽然按我当时的实际年龄并不适合看这些书籍，但我看了，记忆力还可以。这些阅读对我以后写红色题材很有帮助。

还有，本世纪初，中共嘉兴市委就提出了构建南湖红色文化。我写作时确实也有意识地向这个目标靠拢。在这方面，我们的写作者，都应该有这个文化自觉。毕竟，纳入市文化精品工程重点扶持项目，还是应该多为嘉兴文学发展尽力。

记者：写长篇想必是痛苦的长征，但当写完，是不是有很不一样的感受？现在小说已经完成，您对这部作品又有什么期许呢？

曹琦：写长篇小说不仅仅是脑力劳动，还是很吃力的体力劳动，除了精力，体能也很重要。在写的时候，就有人开玩笑，说你这个年龄能吃得消，毕竟有几十万字。可我还是完成了。

现在《月河街》已经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对这本书也比较看好。我自信《月河街》比《七天七夜》和《长征》都写得好。我的目标是希望《月河街》能成为嘉兴的地方文化名片，希望能为构建嘉兴文学大厦尽一份力。

记者：为了写小说，您看了那么多嘉兴文史资料，有没有为下一部创作找到一些灵感？来谈谈接下来的创作计划吧。

曹琦：我还在继续写，而且我喜欢写那些带有冲击力的题材。现在，我在写另一个长篇《进城》，这是一个反映长三角一体化大背景下农民进城的故事。

我写了农民工的悲欢离合和各种诉求，也写了政府部门的艰苦探索。《进城》的主题是：城乡一体化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进城，是一张更大的考卷，不单单是农民工，即使是居住在城市里的政府官员到寻常百姓，也都有一个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到精神层面的“进城”过程。这是社会融合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进城》在去年已经纳入嘉善县文化精品工程重点扶持项目，现在在申报嘉兴市文化精品工程重点扶持项目。

记者：世界读书日很快就到了，在今天，何为阅读，阅读和人生的关系，您是怎么理解的？

曹琦：我以为阅读是每个人所必须的，阅读愉悦心情，增进修养。从现实说，读书改变命运，从长远看，知识就是力量，能让人在任何时候都看到希望、都能点燃心中光明的火炬。

记者：和我们读者分享下最近读过的几本好书吧。

曹琦：我古今中外书都看些，就小说而言，偏重中国小说，即喜欢民族风格，也看些欧美日的。最近在重新看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姚雪垠的《李自成》、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和王安忆的《天香》。相反国外的一些名气很大、但文风艰涩的书籍很少看。因为，这不符合我的阅读习惯。

同时也想对读者说，开卷不一定有益，对一些看了很费劲的作品不要坚持去看，因为，当你感到很费劲的时候，其实是头脑里的排斥机制在发挥作用了。

部分供图：曹琦

编辑：许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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