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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视角 读嘉呈现
“我叫王伟,今年已经95岁了,来嘉兴工作已经74年了。”
王伟,山东章丘人。20岁那年,在山东济南老解放区华东大学读书的王伟,耳闻目睹了全国气壮山河的革命形势,怀着一腔北方男儿的热血,毅然报名南下。
王伟说:“家里不让我来,我是自己决定出来的,自己决定参加革命。我南下他们都不知道,我坐火车就走了。”
如果说王伟选择南下的理由是热血,那同样20岁的邵太成更多的是忠诚。当时,他已经是山东长清县县长的一名警卫员,县长要南下,他也义不容辞。
邵太成说:“干劲很足,南下还很光荣,愿意来,实际上,南下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我是一边走才知道到嘉兴。”
嘉兴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编研处(文献编辑处)处长李伟说:“当时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政权基本上分崩离析,解放军进军非常快,大片的国土得到解放,所以他们需要大批干部来接管新生的人民政权。”
从山东到江苏,渡过长江再到嘉兴,王伟和邵太成所在的南下干部纵队,追随着解放军的脚步。解放军解放了哪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留下开展建立人民政权、恢复社会秩序的工作。随军的路上吃不饱是常态,睡的地方就更没法挑剔,有破房子、破庙都算是好的,多数时间大家都是直接睡在野外,军衣里爬满了虱子,更糟糕的是,行军还不断受到敌机的侵扰。
南下干部王伟回忆道:“我们是步行军,国民党的飞机在我们头上,行军的时候,经常碰到国民党的飞机来了,飞机扫射,我们就原地扑倒避险。”
为了避免被射杀,他们时常选择走田埂小道等便于隐蔽的道路。而真正等他们到达嘉兴时,已经是距离出发3个多月的一个雨夜了。当时,为了给嘉兴老百姓一个好印象,全队沿街休息,不进民宅和商店。
南下干部王伟说:“晚上到的,我们就睡在鱼行街的马路旁边,天亮了以后,我们就到了中山路,就是以前嘉兴体育场,就在这里开始分配工作的。”
嘉兴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编研处(文献编辑处)处长李伟说:“南下干部到了嘉兴以后,首要的任务就是接管旧的政权,当时中共中央定了一个总方针,‘各按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要求国民党旧政权的一些机关官员和警察人员向接管机关报到,在南下干部的监督管理下,处理一些日常的事务。”
凭借解放前在钱庄工作的经验,王伟被分配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嘉兴办事处当营业员。据王伟回忆,上岗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开展人民币与金元券的兑换。当时,他和同事前往湖州的银行领取了600万人民币,准备用于兑换。但返回经停乌镇时,船只被解放军紧急征用,用来解放上海。情急之下,他们只能把600万人民币直接卸在了村口。
南下干部王伟说:“老百姓都来了,问这是什么东西,当时我们很紧张,如果有土匪的话就抢去了,老百姓还好,报给乌镇区政府了,有两个干部把我们接进去,当天我们进了乌镇区政府,外面就来报了,土匪来抢了,打得脸上满头是血的,当时我们很紧张,我们在楼上用一箱手榴弹守着。”
嘉兴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编研处(文献编辑处)处长李伟说:“当时国民党的一些残兵败将,还有一些潜伏的特务,加上原来的一些土匪,这几股势力联合在一起,形成了好多土匪势力,横行乡里,所以形势是非常恶劣的。”
值得庆幸的是,土匪并不知道这里还有十几箱的巨款,600万人民币最终安全到达嘉兴。兑换工作的顺利开展为当时平抑物价,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奠定了基础。
很多被分配到乡镇的南下干部不但要接管政权、恢复秩序,同时还要组织武装,剿匪反霸。据湖州档案馆相关资料记载,当时,共有22位南下干部因为剿匪,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王洪合就是其中一位。嘉兴县为了纪念剿匪牺牲的南下干部王洪合,将王店区“人和乡”改名为“洪合乡”。
嘉兴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编研处(文献编辑处)处长李伟说:“通过剿匪斗争,摧毁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了基层人民政权,维护了社会稳定,为嘉兴地区开展土地改革、恢复工农业生产创造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
跟随解放军阔步向前的脚步,南下干部们在后方深入发动群众,出色完成征借粮草任务,有力地支援了上海、浙江全省乃至全国解放事业;面对不期而至的特大洪涝灾害,他们与群众同甘共苦,众志成城,排除万难,想尽一切办法减灾度荒。据南下干部何吉厚的子女回忆,当时虽然父亲在粮管所工作,但他们也经常饿肚子,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基本见不到自己的父亲。
南下干部何吉厚的大儿子何民强说:“他那个时候专门出差,分管生产,大米专门要调运到上海,老是跑上海。所以说当时很忙的,他不是每个星期回来,我们也习惯了。”
南下干部们要开展的工作可谓是千头万绪,而更令他们头疼的是,南北方截然不同的饮食习惯和生活环境。
南下干部邵太成说:“拉肚子,这个不是我一个人,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样子,水土不服,凡是喝这个水,吃这个粮,都肚皮受不了。当时就改吃面条,不吃饭,有点好转,但是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南下干部何吉厚的小儿子何民华说:“他基本上还是喜欢吃面食,上次住在医院里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他要讨水喝,他还说给他吃个馒头。”
即使困难重重,这些南下干部们还是决心留下来。之后,他们的工作虽然频繁调动,但是大部分都留在了基层一线,直到离开工作岗位。
南下干部王伟说:“上面分配什么工作就什么工作,毫无怨言,服从组织分配。”
“对党是忠忠诚诚的,上级决定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二话,叫我去我就去,不管职位大小,不讲条件。”南下干部邵太成说。
邵太成的儿子邵伟告诉记者:“这两天他在医院没办法,平时这个党徽一直是别着的。”
当年的热血青年,已是鲐背之年。550位来到嘉兴的南下干部,如今依然健在的也只是寥寥数人。而他们所留下的“对党忠诚、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南下精神”值得永远铭记。
岁月当歌,精神永存!
编辑:张庭红 袁晨曦
审核:施熠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