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径通幽小街景，菜香酒香意浓浓”，行走在梅湾街，仿佛徜徉在上世纪嘉兴城的里弄生活场景，这里的弄堂狭窄幽长，道路曲折有致。弄堂，一开始称作“弄唐”，“小巷称作弄唐，唐就是路”。在嘉兴，“弄堂”与“里弄”时常混用，它是嘉兴民居住宅群常见又自然的生活空间, 密如棋盘的街道布局中，住宅和弄堂唇齿相依，围墙保护了居家私密，围墙外、临门口那一条条狭窄的弄堂，每天重复的纷繁嘈杂，塑造了独具江南韵味的市井文化和民俗文化。

　　上世纪30年代有人这样描写“弄堂是四四方方一座城，里面是一排一排的房子。一层楼的，二层楼的，二层楼的，还有四层楼的单间或双间房子，构成了好多好多的小胡同房子……到了夏天，到处摆着椅凳，人们团团的聚坐着，尤其是晚上，到处可以看出人浪来。女人们的黑裤（黑香云纱裤子），排列起来……在习习的晚风里，产生了浪漫史和悲喜剧的连环图画。”一到夏夜，弄堂里的居民会把家里的竹榻、躺椅、长凳、草席等搬出来，吊起井水冲洗一番后，就坐下来摇着蒲扇开始乘风凉。而在冬天，老人们搬了藤椅坐到门口孵太阳，目光随着小孩子们在弄堂里追逐打闹而移动；大人们下棋打牌、读书看报；妇女们边织毛衣边聊天；少年们在打弹子、滚铁环、飞香烟壳子；女孩们在跳橡皮筋、踢毽子、跳房子……

　　在嘉兴的里弄穿越历史，也许会看到朱生豪伏在旧书桌上给宋清如写信，正写到米棚下大清早叫卖的船；听到褚辅成正与亲戚商议，要让金九来这里避难；看到少年汪胡桢在帆落浜前看对岸火车驶过最后一节车厢，才让落日露出了红晕；下雨天，开明女中的姑娘们撑着油纸伞，让笑声洒落在石板路上；沈钧儒堂弟沈耆儒拾级走下河埠的青石台阶，坐下后把脚浸入河水托腮沉思……如果足够凑巧，你会见到吴昌硕与蒲华、沈养和等坐南湖游船，去往放鹤洲看放养的鹤和种植的梅树。沈养和曾住梅湾里，蒲华则住在梅湾东南面小城隍庙附近。吴昌硕晚年画梅，就因回忆“放鹤洲上的梅花和嘉兴的好友蒲华、沈养和先生。”

　　你可能会在1928年见到张大千闲游放鹤洲，在放鹤洲上，张大千展开宣纸，画了松柏梅花图，题上“岁朝清供”四字，说“秋瑾女侠，英气侠义，在这松柏常青、梅花含香的清水湖边，留下革命的足迹，吾辈今岁来朝拜。”

　　也可能在1931年见到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来嘉兴义演“抗金兵”，在南门梅湾戏院（梅湾街70号）演出时，观众人山人海。梅兰芳饰演梁红玉，悲壮而激动人心。演出结束时“抗战救亡，还我河山”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声声震天。

　　当时空与光影交错，艺术与市井相撞，嘉兴里弄的风情，在斑驳的乡愁中呼唤着和平的灵感。

　　“和”氏，纳西族第一大姓，这个承载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字，也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艺术家和平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秉承基脉，带着少数民族独有的审美天赋，千里走单骑，行进在永不放弃的艺术之途。

　　5月30日起，艺术家和平带着他对空间的解构和重构，用浓墨重叠、百转流畅的线条勾勒的作品，来到梅湾街，开始他的艺术个展之旅。和平的作品线条飘逸、形态叠加，仿佛嘉兴的里弄交错咬合、灵动密集；似无形却有相，似无规却有律，像极嘉兴的弄堂错落有致，表面的凌乱与内在的融洽互为表里；飞扬洒脱中又弥漫着沉甸甸的重，呼应着嘉兴弄堂对小城居民润物细无声的造就；画作中笔触的运用、色彩的变化以及对传统水墨的组合、扩展和破坏，就像嘉兴弄堂的生命脉动，在新的时代生发出源源不断的力量。

　　嘉兴里弄的人文气息，延续着小城的温度，点燃了多元的激情。“百尺红楼四面窗，石梁一道锁晴江；自从湖有鸳鸯目，水鸟飞来定自双。”朱彝尊在《鸳鸯湖棹歌》中描写的西南湖充满野趣，而西南湖岸边梅湾街上沸腾的生活，则闪烁着令人怦然心动的景象。

编辑：周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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